近代遗传学名词的中译与演变

　　遗传学是20世纪进入中国的实验生物学代表学科。与其他自然科学不同的是，遗传学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纯粹科学，它的知识还与育种改良、优生学等实际应用乃至社会问题联系紧密。中国近代遗传学的开拓者和老一辈科学家，在开展学术研究、完成本学科建制化之外，还承担着回应社会需求、传播科学文化的重任。因此，遗传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是近代西方科学在中国传播发展的一个特色鲜明的缩影。近代遗传学名词术语的中译和演变，则是在这一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本研究尝试通过梳理遗传学重要名词术语的中译，考察相关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探讨近代遗传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科学名词术语的翻译是近代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之一。通常情况下，科学名词术语的翻译先在科学共同体内部进行，再通过不同渠道向受众传播。出于学科的专业性，科学名词术语的最终确立也通常由科学共同体完成。遗传学名词也不例外。在这一过程中，科学共同体内部如何译介、推敲，从不同方案中权衡，最后汇合形成为一致的意见，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一过程本身既是西方科学知识传入的轨迹，同时又是学者们在中西文字乃至文化之中寻找最佳交汇点的缩影。尤为可观的是，由于此一时期，近代遗传学在中国既有理论研究，也包含应用推广，除了从事遗传学研究的专门学者外，在进化、优生、育种、改良等领域的学者和对此感兴趣的社会公众，也或多或少地参与到遗传学名词术语的中译过程中来，使之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影响。因而这一过程不仅可以看到科学共同体内部的意见，亦可窥探科学共同体和大众之间在科学传播方面的互动。因此，对近代遗传学名词的中译与演变进行仔细考察，实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科学知识的跨国界、跨文化交流与传播成为常态的今天，其经验也很值得整理和借鉴。

　　 孟德尔对杂交实验的解释和1900年孟德尔定律的“再发现”，奠定了近代遗传学的基础。对遗传现象的观察、统计、推理以及对遗传机制及其物质基础的探讨，成为20世纪上半叶遗传学知识的重要生长点。20世纪10年代左右，随着遗传学知识的引入，性状、显性、隐性、表型、基因型、连锁等遗传学的重要概念也逐渐为中国学者所认知。作为一门由西方舶来的学科，考察近代遗传学名词的中译，实际上是梳理这些重要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探察近代遗传学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孟德尔的重要贡献之一，在于用数学统计的方法对遗传实验进行解释。他提出了多个具有“因子”、“特性”含义的名词如factor等，作为推理概念表示遗传单位。由于不了解因子的实质，即使在20世纪初的一段时间内，“因子”实际上是“性状”在遗传层面的对应概念。在达尔文的泛生论和魏斯曼的颗粒遗传观念基础上，1909年，约翰森发明了“gene”一词，而摩尔根及其弟子此后的研究则使gene成为遗传学中最核心的概念之一。可以说，包括性状（character）、显性（dominance）、隐性（recessiveness）、表型（phenotype）、基因型（genotype）、连锁（linkage）、等位基因（allele）、复等位基因（multiple alleles）等在内的遗传学重要概念，都与遗传因子概念有着及其紧密的关系。《近代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gene”的中译》一文，详细梳理了近代遗传单位概念的早期演变，到中国学者对此的关注和介绍，到性状、因子、因基、基因等译名的先后出现，以及这些译名所反映的中国学者对其概念的理解和认识，直至“基因”这一译名最终确立的过程。

　　作者研究发现，“gene”一词从传入中国到最终确立以“基因”为中译名，经过了三十余年的时间。20世纪10年代，随着中国学者对近代遗传学的关注，“factor”等概念传入中国，一般被译为“因子”，用于解释孟德尔实验现象及理论，而“gene”也在稍后不久进入学者的视野。不过，虽然此时“因子”只是一种遗传上对应于“性状”的推理概念，但足以解释经典遗传学实验结果，所以不管是“factor”还是“gene”，都被翻译为“因子”，甚至还有直接被视为“性状”的。随着国际上对遗传因子认识的深入，特别是对遗传物质基础的研究以及摩尔根学派对连锁、突变等现象的研究，使gene的实在性日益凸显，“gene”逐渐脱离了作为推理的“factor”而成为独立的概念。在国内，随着遗传学知识的不断引入，科学共同体越来越多地注意到了“gene”及其性质的介绍，因而在“因子”之后，陆续出现了“因基”（陈桢翻译，强调遗传因子的物质基础）和“基因”（目前所见最早为潘光旦翻译）两种译名。实际上，“基因”这一译名在出现之初并不引人注目，但得到了一些科学共同体中的学界后辈的注意。随着卢惠霖、谈家桢等知名遗传学家的认可，“基因”这一中译名也逐渐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随着1950年代初对经典遗传学的批判、反正以及《基因论》的出版，使“基因”这一译名得以牢固地确立下来，成为当代公认的科学名词最佳中译名之一。

　　通过研究，作者认为，“gene”一词的中译和译名的确立，建立在中国科学共同体对遗传学知识的认知与传播基础上。由这一案例可以清晰地看出，译名与原名之间，不仅仅译名在出现时间上存在天然的滞后性，而且由于缺乏产生原名的土壤，使得译名、特别是核心概念的译名尤为重视定义的完整与独立性。在西方，颗粒遗传观念由来已久，因此，在孟德尔之后，性状（character）、因子（factor）、基因（gene）等概念都可以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直至完成实体化。在中国，由于缺乏颗粒遗传这一认识传统，在遗传学的引入和传播过程中，遗传单位便成为独立的概念，人们更为注重译名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因子”（以及“遗传因子”）一词由于能较好地解释经典遗传学的观察和推理，得以在中文里长期使用。这也就能解释，为何在“gene”的物质实在性未得到充分证明前，也同样被翻译为“因子”。随着遗传学的深入研究，“gene”的实在性日益清晰，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概念，为科学共同体广泛接受。而在“因子”等早期译名构建近代遗传学知识基础上，随着中国国内遗传学研究的进步和遗传学知识体系本土化的完善，中国学者也逐步采纳了“基因”这一音义俱佳的译名。而“基因”这一译名在当代得到普遍认同，也是当代中国生命科学昌盛发达的一种表现。

　　 下一步工作：在对重要概念的传播与翻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研究者还将围绕民国时期遗传学教课书的内容演变，进一步考察近代遗传学知识的本土化。它有助于从学科的层面观察近代遗传学知识体系的传入和接受过程，为考察相关名词术语的中译和传播提供学科史的视角，也进一步理解名词术语的翻译与学科知识体系建构之间的紧密关系。此外，译名选择中所表现出的学术话语权的影响，也是有趣而值得探讨的内容。

　　近代生物学的传播和名词术语的中译已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中国素来具有博物学传统，动植物学也是近代中国发展得较好的自然科学学科，当前在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进行文本和名词术语研究的也较多。但在西方舶来的实验生物学领域，如近代遗传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等学科方面，相关名词术语的历史研究还有可补足之处。遗传学作为20世纪以来在学术研究和社会影响方面都极具代表性的生物学学科，其名词术语的中译非常值得关注，是考察近代实验生物学乃至近代自然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本土化的良好对象。

　　本研究的成果可供生物学史、医学史乃至当代生命科学学科的研究者参考，并可作为科普作品供有兴趣的普通读者阅览。

　　《近代遗传单位概念在中国的传播与“gene”的中译》一文的思路和部分内容在2019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年会生物学史组做了报告；该文获得《自然科学史研究》外审专家一致“优秀”评价；该文的部分内容已被《遗传学在中国的初创与曲折变迁》（冯永康，上海教育出版社，2023）所参考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