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我国军语译名统一的翻译史研究——以《战争论》中的军语翻译为例

　　本书以晚清洋务运动至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军语类辞书翻译活动为线索，主要考察了洋务运动时期、甲午战后至辛亥革命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新中国成立初期六个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军语类辞书的编译原则、军语源语的来源、军语译名统一实践、军语的翻译方法、军语翻译理论等方面的问题。本书以中国近代军语翻译活动的缘起、初兴、发展、繁荣、转型、新生六个不同历史阶段总结其发展规律，以期为未来我国军语的翻译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镜。

　　纵观自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近代军语翻译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近代军语的发展就像长江黄河一样，由源头的一条小溪流逐步汇合成一条小河，又由若干小河又逐渐变成一条大江，奔流不息。下面我们从中国近代军语翻译实践活动的缘起、初兴、发展、繁荣、转型、新生六个不同历史阶段总结其发展规律，以期为未来我国军语的翻译和发展提供历史借镜。

　　中国近代军语翻译活动肇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前。在这一时期，以傅兰雅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与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合作翻译了大批的西方军事著作，由此从西方翻译过来的第一批近代军语应运而生。从规模上看，这一时期被翻译过来的军语数量并不多；从军语源语来看，主要译自西欧国家的英语、德语、法语类军事著作；从翻译方式上看，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主要采取“洋译华述”的模式，传教士在军语翻译中居主导地位，军事术语的翻译主要采取音译；从军语的内容来看，译介到中文的主要是军事装备类军语、军事技术和部分军制类军语。尽管这一时期军语规模较小，但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为我国近代第一部军语辞书的出版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发展做了铺垫。

　　中国近代军语翻译活动初兴于甲午中日战争后至辛亥革命前的这段历史时期。从1895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的16年中，中国近代军语翻译活动发生了重大的转折，1904年诞生了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军语辞书——《新编陆军战法兵语字汇》，这段时期是中国近代军语翻译活动初兴期。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有以下几个特征：从规模上看，这一时期被翻译过来的军语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而且许多军语至今还在沿用；从军语的源语来看，这一时期的军事翻译活动突然出现了“向东看”的趋势，主要是通过翻译日本的军语辞书进行引进。从翻译模式上看，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主要是“华人独译”，完全由中国人自主主持，译者多数是赴日归国留学生，如章遹骏等。至此，中国军语的编译实现了自治；从军语的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翻译到中文的军语不仅包括新的军事装备类名词，还包括大量的战争和战略类军语、战斗和战术类军语、指挥类军语、侦察类军语、通信类军语等，例如“战略要点”、“战略要线”、“战术要点”等。从翻译方法上看，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文的军语大多是从日语进行直译，加上少数的意译。在这一时期，从日语军语辞书中翻译到中文的军语，大多数被保留下来，很多沿用至今；

　　中国近代军语翻译活动的发展期是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民国初期，由袁世凯所主导的北洋政府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军语译名统一工作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这个时期，我国的军语翻译活动出现了几个特点：从规模上看，这一时期的军语数量呈现出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航空类军语日益涌现；从军语的源语来看，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仍然延续清末的政策——继续“向东看”，主要是通过翻译日本的军语辞书进行引进。从军语的内容来看，这一时期翻译到中文的军语主要是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新的军事装备与技术类的军语，如升降舵、方向舵、推进机、航站、军用飞机、水面飞机等。

　　自1928年底南京国民政府实现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这段时期是我国军语翻译活动的繁荣期。这也是我国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景象，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出现了中国国民党军语辞书和中国共产党军语辞书并存的局面。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大力推进军语译名统一工作，1929出版了以《军语释要》为代表的军语类辞书，并在审查军事书籍译名时坚持以《军语释要》为准绳，《军语释要》经过多次更新和再版；1932年，以刘伯承位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翻译了我军历史上第一部“红色”军语辞书——《军语解释》，从此“红色”军语开始茁壮成长；第二，从军语的来源上看，在全面抗战爆发前，南京国民政府的军语翻译仍然是从日语军语翻译、或主要从日语军语译本进行转译，例如，《德华军语新辞典》竟然是参照日本《独和兵语字典》进行转译而来；

　　自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这段时期是我国军语翻译活动的转型期。虽然处于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延续了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前的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第一，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规模较大。从军语辞书的数量上看，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这段时期出版的军语类辞书有10多部，并且史无前例地出现了专门军事分支学科的军语辞书，如《电信名词汇编》（1940年）和《陆军测量名词汇编》（1944年）。但是，这一时期被翻译过来的军语出现了“泛化”现象，大量其他学科如物理、化学、地理等学科的名词被纳入到军语词典中，造成了军语数量猛增；第二，在全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语翻译活动中的源语选择出现了“转向”：从全面抗战前主要翻译德语和日语类军语辞书，转向开始翻译美国的军语类辞书。在中国共产党方面，除了沿用一些旧军语外，“红色”军语主要译自苏联的俄语类军事著作；第三，从翻译方法上看，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主要是对美、英军语类辞书进行直接翻译，具体方法是以直译为主，间或采用意译、或直译加注释、或音译的方法；

　　自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军语翻译活动进入了新生期。新中国的成立，为我国新时期军语翻译活动和译名统一工作提供了政治保障，建国初期我军就出版了两部军语辞书，即《军语汇编》（1951年）和《军语画一》（1956年），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我军的军语翻译工作在全国有了统一的领导，这保证了军语译名统一工作可以顺利开展。第二，从源语来源上看，建国初期我国军语的源语主要是来自苏联的俄语类军事辞书或军事著作。第三，我国的军语翻译工作有了明确的理论指导。刘伯承提出的“军语翻译三原则”——“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中国原有的军语，尤其是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沿用，如不统一，则使之统一”——已成为我军军事术语翻译的准绳。

　　纵观自1840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我国军语翻译史，我们可以清晰地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军语译名统一工作是军事学发展的基石，也是军事学研究的基础。西方列强在历史上历来十分重视该项工作，例如日本参谋部早在1881年（明治十四年）就出版了《五国对照兵语字书》，这是值得肯定和学习的；

　　第二，要积极培养既精通军事、又精通外语和中文的各类军语翻译人才，这是顺利开展军事翻译和军语翻译的人才保证。无论是吴石将军，还是刘伯承元帅，都对从事军语翻译的译者提出过这样的要求；

　　第三，军事科学的不断发展会形成新的军语，两次世界大战中所涌现出的军语便是明证，军语具有明显的“与时俱进”特征。因此，作为军语翻译或军事翻译的人员，必须紧盯军事科学前言，努力第一时间翻译和掌握最新的军事术语，这样才能促进军事科学的发展和研究；

　　第四，要积极引进和翻译外军、特别是强国的军语类辞书，促进我军的军语及军事科学建设。从实际传播效果上看，晚清政府的军语翻译“向东看”，积极利用中文和日语的相似性，大规模翻译引进日语军语，进而建构自己的军事学，这是值得肯定。从本质上看，1840年开始的近代我国军语翻译史，就是一部不断翻译引进日本和西方列强（包括苏联）的一段军事学发展史；

　　在军语翻译实践活动中，必须要有正确的军语翻译理论作为指导。刘伯承所提出的“军语翻译三原则”——“军语翻译三原则”——“根据军事科学实质正确命名；文字表达清晰通俗，不使互相混淆；中国原有的军语，尤其是解放军用过的军语，尽量沿用，如不统一，则使之统一”，可以成为我军军语翻译所遵循的准绳。

　　本研究的学术价值包括：

　　首先，通过本研究，可以了解我国近代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语翻译史详情，了解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军语翻译活动的脉络：

　　第一个阶段从晚清洋务运动开始到甲午中日战争前，主要翻译英、法、德、美等西方列强的军事装备和军制类军语；

　　第二个阶段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至清朝灭亡，主要通过翻译日语类军语辞书而引进新的军语，这一时期被翻译到中文的军语主要是军事理论方面的军语；

　　第三个阶段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这一时期的军语仍然是以从日语翻译引进为主，同时注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而产生的军语；

　　第四个阶段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红色军语”和国民政府军语并存的局面，前者主要译自俄语，后者主要译自日语和德语类军语；

　　第五个阶段是全面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在这一时期，从甲午战后依靠翻译日语类辞书或从日译本转译而引进新军语的时代逐渐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外国军事辞书进行直接翻译，而且这一时期，中国军语的来源逐渐转向美国军语辞书；

　　第六个阶段是建国初期，在这一时期的军语翻译活动中，军语源语主要来自苏联。

　　其次，通过本研究，可以了解我国近代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语翻译的翻译方法，主要是通过直译的方法，间或用意译、或直译加注和音译的方法；

　　再次，通过本研究，可以了解我国近代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语翻译及军语译名统一工作的历史变迁，并了解我国军语翻译理论的形成过程；

　　最后，在本研究中，笔者通过收集大量的“序言”、“译者序”及外文原版军语辞书，采用文献法、历史比较法、语言计量法和副文本研究法等，详细考证了晚清、特别是在清末我国翻译日语军语辞书的情况，可以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有益的参考。

　　本研究的成果可以作为我国军事翻译史中的一部分，助力中国军事翻译史研究；本研究可以为军语翻译研究者提供一些思路和参考文献；还可以为其他学科术语翻译史研究者提供一些研究思路。